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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党说”主题征文】我想对党说——党旗所指即是冲锋的方向
2021.03.30

我曾经4次踏上非洲的土地,2次作为中国援非医疗队员去工作,2次作为国家卫健委工作组成员去短期考察,愿以本文分享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非洲工作的经历和体会。


一、祖国和人民的需要高于一切

我于2013年12月-2015年12月在安哥拉、2017年2月至今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下简称圣普)两次从事援外医疗,我自己对此的评价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报效祖国,职责所在”。

我的父亲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一名医生,也曾被选拔为援非医疗队预备队员,但没有最终成行。他所熟悉的师长中有不少曾在非洲从事过医疗援助:殷大奎教授、彭芝兰教授、章茂顺教授、杨天府教授、陈佳平教授、唐科仕教授、何朝政教授、罗朝志教授、马行一教授等等,还有许多前辈,我虽然无缘见到,但他们的名字都永远载入了中国援非的光荣史册,这些榜样的光辉足迹令我无限崇敬和向往。所以,在面临参加援安哥拉医疗队去非洲工作2年还是应聘科室副主任留在国内稳步发展时,在援非回国工作仅1年、面临国家卫健委紧急征召前往圣普再次援外时,尽管有许多理由可以不去非洲,但我都选择了援外医疗。

也许习惯成了自然:个人的利益要服从集体的需要。科室早期尝试开展肝脏移植时,我被安排在手术中运送患者的血样标本并取回报告,每半小时在手术室和各检验室之间要往返一次,那台手术持续了10多个小时。我曾长期兼值普外科和血管外科的二线双重急诊班,已记不清多少次在夜里被从家里紧急呼叫进入急诊手术室抢救患者,虽然当时并不是我当班。我曾在五·一二地震时组织将科室病员转运出住院大楼,本人是最后一批撤离的医务人员。


二、中国医生在非洲

非洲属于世界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以安哥拉为例,2007-2011年处于国际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为43.4%,卫生保健覆盖率为40-65%。在见识了受援国医院缺水少电、药械物资匮乏、苍蝇蚊虫横飞、气温炎热等实情后,我没有气馁,而是带领其他医疗队员因地制宜,积极热情地投入临床工作。

在圣普的一次巡诊中,一位长期卧床的老年患者已很长时间未解大便,但当地没有国内的常规治疗条件,我就带着手套帮患者抠出了像石头一样的大便,当地医务人员及患者对此非常感动。

针对圣普发生较多的下肢溃疡,我和队友开展了病因调查,指导和参与对溃疡的治疗,制作了溃疡相关知识的葡语宣教资料并对患者、家属及医护人员进行宣传。我也积极参与对当地医务人员的培训讲座,自己的授课葡语流利、图文并茂,深受欢迎,同时也热情帮助医疗队其他同事备课。在安哥拉工作结束前,许多当地同事表达了挽留之意,所在医院院长还专门请我共进午餐以表谢意。在安哥拉工作期间,我诊治当地患者6000余人次,为华人同胞诊治88人次、健康体检102人次,为受援医院作专业讲座1次。


三、出于公心、不留遗憾、后效评价

不论是作为援外医疗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安哥拉),还是普通医疗队队员,我的行事准则就是“出于公心、不留遗憾、后效评价”, 这也是促使我去作一些别人看来“没必要”干的事的动力。

在医疗队出国前培训班学习时,我对即将到来的援外工作作了一些“额外”准备。首先,组织各种文体活动,增进队员间的战友情谊,努力把全队团结成有力的战斗集体。其次,组织各专业医生交流工作经历及专业知识,就一些病例进行讨论,相互熟悉擅长的领域,就以后的合作达成共识,以便将来展示中国医生的技术水平和良好精神风貌。三是,鼓励每位队员将自己专业的常见疾病做成幻灯讲座,在队内试讲交流,相互提建议,为到受援国讲课做好准备。四是,检索了WHO网站及医学期刊上受援国的疾病负担及卫生保健状况,调研当地疾病情况和医疗水平,鼓励医疗队员各在自领域开展临床研究,为继续派遣医疗队打好基础。

因为历史原因,医疗队尚不能通过常规途径(及海运)将援外药物器械运入安哥拉。在出发前,援安哥拉医疗队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否随身携带药物器械?如果携带,有可能遇到安国海关的刁难甚至扣留;如果不携带,医疗队下一步工作将举步艰难,犹如没有武器的战士。在权衡利弊后,我力主携带药械,组织了药械计划的制定、采购、装运,最终带领全队克服重重困难,携带药械顺利到达受援国医院,在短期内将工作推上正轨。援安哥拉医疗队没有随队专职厨师及专属厨房,平时由受援医院伙食团提供伙食。经常出现就餐时间推迟或早餐缺失、品种单一的现象,导致队员工作及生活节律被严重扰乱,医疗队也多次就此事与医院方面交涉,但情况没有改善,对全体队员的情绪造成负面影响。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我一方面团结安抚队友,另一方面反复向有关国内主管部门汇报。经过不懈努力,请专家设计、制作预算,终于成功申请经费、委托铁四局海外项目部修建了医疗队专属厨房,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任务”。次年即开始使用该厨房,极大地改善了医疗队的生活条件,为后续医疗队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使一些不抱希望、士气低落的队员改变了态度。

在临床工作中,我也乐于做“份外的事”。安哥拉是疟疾高发地区,我偶然注意到外科患者中约10%合并疟疾、多数症状不明显,但如果被忽视,可能错过救治的最佳时机。当地的医务人员对此并不重视。通过反复在交班会等场合解释及说明,提倡和推进了外科患者常规作疟原虫检查并及时治疗,提高了外科患者的疗效。一次在急会诊时,我发现护士因为不能为血管条件极差的患者建立输液通道而束手无策,即主动帮她成功完成静脉穿刺,此后就经常被请去解决这类难题。正是这些“份外”的努力,使我成为颇受欢迎的中国医生,同时也少了些遗憾。

在安期间,我及队友经受了恶劣治安的考验。初到罗安达总医院工作,就感受到社会治安形势严峻:除驻地周围可听到枪声外,外出办事见到好一点的商店都有持枪安保人员,医疗队收治的外科患者不少是被歹徒袭击或打架斗殴,包括刀砍及枪击(甚至有被强奸的幼童)。2015年7月以后,我驻安使馆经商处多次发出安全通知,安哥拉华人报、安哥拉华人网等媒体对近半年发生的针对华人的袭击和绑架事件进行了报道,显示本地的治安形势在恶化。新华社记者王丙飞报道“10月份最后一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治安局势急剧恶化,劫匪活动猖獗,造成多人死伤,并且连续发生七起绑架中国人的案件。我驻安哥拉大使崔爱民约见安哥拉内政部长塔瓦雷斯,对绑架中国人事件表示强烈关切,督促安哥拉警方尽快侦破有关案件,为中安合作健康平稳发展以及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保驾护航”。 因安全原因,医疗队限制外出,而少数必须外出办事时,均请当地武装警察陪同,有时为其他队友的安全考虑,我没让队友同去。

我援安哥拉医疗队在治安状况险恶、工作和生活条件恶劣的环境中诊治和抢救了大量的安哥拉患者,并开展了对当地医务人员的培训,多次无偿为在安中资机构员工及华人同胞进行健康宣教及义诊,及时为我驻安哥拉大使馆外交人员提供医疗健康保障,多次受到大使馆及经商处和受援国医院领导的表扬,赢得在安中资机构及华人同胞的赞誉。2014年5月8日,援安哥拉医疗队接受了来访安哥拉的李克强总理单独接见,并受到表扬。我队也被CCTV、CCTV NEWS、国务院新闻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国际商报(商务部主办)、健康报及华西都市报等单位报道,为我国援外医疗贡献了正能量。


四、广交朋友

在安工作期间,我队曾接到中国大使馆转来的一个特殊邀请:赤道几内亚驻安哥拉大使夫人患病多日未愈、请医疗队前往诊治。我立即率专家小组前往大使官邸。大使及家人热情接待了专家小组,经过详细询问病情、查体及现场快速检验,专家小组完成了诊断及治疗计划,并赠送了药物。期间大使表示对中国医疗队的精湛技术非常信任,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他们在本国的时候有病都找中国医生看,均能很快治好;大使夫人患病已2月,也用过不少药,但依旧未愈,所以这次特别邀请中国医疗队的专家来看病。临别时,大使专门让官邸的警察护送专家组返回驻地。最终疾病痊愈后,大使及夫人特地到医疗队驻地对中国专家表示感谢。而此类慕名求诊的人士也不少,如罗安达省公共住建厅厅长、安哥拉外交学院院长、安哥拉前总理兼议长、圣普总理等。在这些诊治过程中,他们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真挚友谊。

从非洲回国已有3年,那里的工作经历使我更加珍惜现在的国内的一切。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正在走向国富民强,民众安居乐业、病有所医。在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岁生日之际,我想对党说:党旗所指即是冲锋的方向,也许有着千难万险,也许会粉身碎骨,您的忠诚儿女都会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地去战斗,为祖国谋富强、为人民谋福利。


作者:马玉奎       编辑:史杰蔚 刘欢      来源:血管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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