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医学生临床实习日记——我与国学巷37号的故事

转入华西后，需要先进行以查明肿物原因为目的的检查，但婆婆在知道费用后坚定地选择了拒绝，只要求供氧。我们多次解释接下来的诊疗计划，希望她能够配合却被坚决回绝。婆婆的女儿在床旁，为难而不知所措。

男孩父母在南方打工，因为孩子的病情匆忙赶回，四处求诊几乎花光了本就不多的积蓄，男孩父母迫切希望华西能治疗好儿子的病，但多项检查都在提示这个孩子极有可能是恶性肿瘤且已全身转移，加上家中老人刚刚去世的打击，男孩父母一直处于十分痛苦与沮丧的状态。

主管医生一方面告知男孩父母做好心理准备，一方面联系各个相关科室请求会诊。会诊后，主管医生与男孩父母交流，认为淋巴瘤可能性较大，治疗可能有效果，但存在一定的风险。男孩父母也表示虽然家中已经几乎没什么积蓄了，但为了孩子愿意承担风险！面对同样的未知，医生和家属都鼓起最大的勇气，为这位男孩寻找一种可能。

即使是相似的情况，也有不同的处理，走向不同的结果。在世间，不是所有疾病都有治疗的方法，也不是所有治疗的代价是患者及家属都能承受的。

我所在的医疗组有位学姐收治了一位因晚期肝硬化伴大量胸水的中年患者。胸水的存在让这个患者呼吸困难，只能侧卧着呼吸。学姐一方面忙碌于积极寻求胸水形成的原因，一方面随时观察患者生命体征的变化。

长期的肝硬化让这位患者的身体十分虚弱，但是这位患者对于各种检查，从未表示过任何不满，他一直很温柔地向周围的医护人员与病人释放着善意。后来经诊断，造成胸水的原因就是来自肝硬化，但患者的肝硬化程度已到晚期，基本难以改变，住院已经没有太大必要。在充分与患者及其家属交流后，他们选择了出院。虽然我们并没有最终帮助到太多，但出院时他们却一直在表达着感谢，我们只能眼看着患者年迈的父亲推着患者的轮椅走出医院，无能为力。

后来，我在办公室找到了患者出院时没有现身的学姐，她整个人充满了沮丧和深深的无力感，她不想去面对患者离开时的情景，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

医学一直都是一个严肃而严谨的学科，但落实于实际，作为医学主体的我们和患者都是有着情感的生命。

患者渴望能活下来，但现有的医学实践未必能满足这个需求。在这种时候，医生是否能根据自己最朴素的情感为患者推荐可能有效、但未被充分证明有效性的一种实验性的治疗方式。特别是面对一些经济条件困难的患者，一名医生需要权衡温度和理性，过于理性，则失去了医学的温度；而过于感性，则让医学失去了其专业性。

我见过白日里第一住院大楼大厅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也见过夜晚零星几位或靠着椅子或席地而睡的患者家属；

我见过那些身上已被接了各种监护治疗仪器、却仍愿意配合实习医生询问与操作的患者，也见过那些被病痛折磨、却仍不忘安慰旁边怕打针的孩子的患者；

我见过白天奋笔疾书记录病史的一线医生，也见过那些在急诊科忙于为患者心肺复苏的医生，虽已疲惫不堪，但并未放弃；

我见过夜晚还在值班室操作各种仪器设备的老师；也见过那些愿为医学生们答疑解惑的各位老师，无论专业知识还是课外生活，都支持着我们在医学路上继续前进……

生、老、病、死，我们终究无法避免。那么，医疗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去权衡医疗效益与代价？我们如何在面对未知的病情时决定医疗进行到哪一步？我们如何处理专业与情感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恐怕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医疗是人与人之间最高级的互助，我们总归是希望给患者最大的帮助，而非让患者及其家庭用巨大的代价来换取微薄的效益。在这没有任何指南和标准能够提供可靠指导的“灰圈”中，我们该如何去进行诊断与治疗？如何在看不清前路是否有光明时选择建议患者及家属继续治疗还是放弃？这也许是每个医生都曾经历过的、如千斤般沉重的问题，也是所有医生终其一生要去亲身实践并思索的问题。但每个医生，最后都会有自己的答案，无论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