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次失败的钩端螺旋体病救治谈起——我与国学巷37号的故事

我叫雷秉钧，1956年考进华西学医，毕业后留校，至今从医执教已逾50年，见证了华西的发展历程和众多华西人奉献自己青春及一生的故事。今天，我想从一次失败的钩端螺旋体病救治谈起，讲一讲我与国学巷37号的故事。

1958年秋天，在富饶的川西平原上，正值收获水稻的黄金季节。可在当时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农民们赤足下田收割后，发生了一种钩端螺旋体引起的致命传染病，在采取一些防治措施后，仍未能阻止发病，从而引起了大流行。一般的钩体病经注射青霉素可迅速痊愈，但如果发生肝功损害出现黄疸，甚至有一种会引起肺弥漫性出血，患者就必死无疑了。

1973年秋，正驻扎在夹江县医院的华西医师们接到华头山区的求救电话，他们的一个生产队老队长，患钩体病已在濒死边缘。医疗队派我和一名护士长由驻军派车，火速把我们送到90里外的大山之中。

此时诊所的医生护士和当地的老百姓都对华西医师充满了希望和期待，炊事房也已经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准备招待华西的专家们。

我根据当时病人的病情分析，主要的抢救措施当地医生都已经用了，但患者极度烦躁，四肢发冷，无尿，血压仅70/40mmhg，这不是典型的低血压休克状态吗？于是就建议静脉点滴去甲肾上腺素提升血压，当然我也叮嘱了不能升的太快，略微提升到90mmhg左右即可，同时给小剂量镇静剂抑制烦躁。

当地医生马上按我的医嘱执行，我们就到旁边屋里等待病情好转。几分钟后守在床旁的医生高兴地来报告，说血压已升到100mmhg了，我高兴地告诉他，可停止输入去甲肾上腺素观察。

可是，医生刚回到床旁，病人突然烦躁加重，呼吸极度苦难，迅速口鼻涌血而亡。大家可以想象，当时我所面临的场面有多么尴尬，而周围的农民、当地的医务人员会有多么失望。

这件事情，一直到回成都后很久，都强烈地刺激着我思考，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通过反思，在以后的抢救中我们逐渐总结出令国内同行公认和佩服的经验：

诊断钩端螺旋体病后，注射青霉素首先从小剂量开始，先注射20～40万单位，逐渐加量。如果剂量大了，钩体对青霉素极为敏感，会短时间死亡，并释放内毒素于病人血中，引起治疗逆反应，从而诱发肺弥漫性出血的严重后果。

其次是此种病人的低血压状态，绝对禁止升压，如果血压升高会出血加重而死亡。

此后，我们的钩体病人不会再因不当处理而死亡，挽救了不少生命。

但是，对于已经发生肺弥漫性出血的患者还是缺乏有效的抢救方法，对于为什么这类病人会突然间全身血液涌向肺部，充满肺泡，使病人窒息而亡，我们没有弄清楚机理。

我们就想出血型肯定是钩体感染后引起机体的严重炎症反应所致，可能需要强有力的抑制全身炎症反应的处理。我们选择了既有强力抗炎作用，又能有效扩张血管的氢化考的松作为尝试，对肺弥漫性出血的患者采用大剂量氢化考的松静脉推注。每次200mg，半小时到1小时又推，直至患者全身发红、大汗，症状明显改善。

（雷秉钧教授获得的诸多奖项）

2003年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到华西医院视察，

接见抗击“非典”医务人员

我今天把这个失败的案例讲给大家听，就是希望年轻的华西临床医生在实践工作中，要多用脑思考分析，不要满足于常规现状，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创新，以便更好解决临床上遇到的问题。医学中，很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可能都暗藏有更深层次的问题。